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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鬼子为什么爱抢老乡家里的鸡?

金沙城娱乐场官网平台  2019-03-03 13:43   点击 45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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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王小二过年”的日军




尽管侵华日军从一开始就在占领区推行“以战养战”政策,疯狂地对中国进行无情的经济掠夺,并且对本国人民出进行变本加厉的榨取,但仍远远弥补不了战场上的巨大消耗。


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,日本被迫追加实施第二次军需动员计划,并采取了诸如利用代用品、回收废品,乃至降低产品规格的措施,希望用降低质量的办法来满足对数量的需求。尽管如此,日本在军需物资的供应上仍捉襟见肘。1938年6月,日军甚至将本国中学里的教练步枪都收回加以利用。


而日军从中国掠夺军需供应的方式,也在变得愈加困难。


因为哪里有压迫,哪里就有反抗。敌后抗日军民亦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斗争方式,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,粉碎侵华日军“经济开发”、“以战养战”的战略企图。


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内,我军民实行统制贸易,设置关卡,杜绝物资外流资敌;发行货币,禁止敌钞流入。


在敌战区,中共发动群众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和控制的工厂、矿山,抵制日货,使敌人对中国经济侵略的计划破产,同时使它越来越多的财力、物力消耗在中国战场。


正如毛泽东主席在《论持久战》中指出的那样:


日本国度比较小,其国力、军力、财力、物力均感缺乏,经不起长期的战争,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问题……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,战争将使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。


日本军事经济衰竭、战争财政拮据,这在侵华日军的身上有着明显反映,主要表现为后勤供给状况恶化,日军士兵生活待遇直线下降。

此外,物价不断上张、货币不断贬值,也直接影响了士兵的实际收入。而日本士兵的伙食费,是直接从到手的薪金里抽取,交给在联队里保管仓库和负责出纳的士官,或交给负责烹饪的炊事士官和炊事兵,统一采买主副食。剩下的钱才能由士兵个人支配。


日军侵华初期,各部队中队以上均设有“酒保”。所谓“酒保”,就是专卖生活日用品的随军小卖部,为日军官兵服务。其物价较市场价便宜,烟、酒、糖等物品均大量供应,士兵有闲钱就可随意购买。但从1940年开始,由于日用品供应不足,大队以下的“酒保”均被取消。到1944年,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始局部反攻,日军实际控制区域不断缩小,交通线受袭扰的频率越来越高,导致日军“酒保”供应品的售价像断了线的风筝般扶摇直上。其中,面包价格较1943年上涨了3倍多,纸烟的价格上涨了10多倍,白糖价格更是上涨了100多倍。

具体的伙食,我们来看这么一则资料。


1931年,日本陆军颁布了修改后的《战时给与规则》,首度将甜食列入军人口粮当中。根据该规则,战时陆军每人每天的伙食定量如下:


主食:精米640克、精麦200克;代用品为精米855克,或面包1020克,或饼干675克。


肉类:罐头肉150克。代用品为带骨鲜肉或咸肉200克,或无骨咸肉、带骨干肉150克,或鸡蛋150克,或无骨干肉120克。


蔬菜类:干蔬菜110克,或新鲜蔬菜500克。


渍物类:梅干40克或福神渍40克;代用品为糠渍酱菜或盐渍酱菜60克(所谓“糠渍”,是用米糠中所含的乳酸菌来发酵腌渍蔬菜的方式)。


调味料:浓缩酱油20克、食盐12克、味噌粉40克、砂糖15克;代用品为酱油0.1升或味噌75克。


饮料:茶叶3克。


加给品:每人每天清酒0.4升或烧酒0.1升,甜食120克,纸卷烟20支。


看起来似乎还相当丰富,各种营养物质门类齐全,是吧?


然而,全面抗战爆发后,这项规定其实就没怎么真正落实过。

前侵华日军东史郎在其日记中多次提到,日军的战场后勤保障能力很差。在部队出发的前几天,还可以就士兵自带的口粮过日子,然后就开始节食减肥。1天吃不到1合(1合约0.18升)大米,菜就是咸菜什么的,一点奶糖都是十分珍贵的,基本上看不到什么动物食品。只有在部队到后方休整时,才有可能吃能按军部标准发放的基本伙食,或是部队“就地征发”——实际就是抢劫。


根据日军战史资料及幸存士兵战后回忆,侵华战争初期,日军官兵的主食中大米占70%,后来递减为50%(1940年6月后,日军部队普遍以面条、馒头为主食),主食中掺杂了大豆、小米与杂粮。供应量也由原来的每天6合减为5合(约700克)。每餐仅一小碗。在副食品的供应上,刚开始为猪、牛肉及鸡、蛋等,后来逐步为生鱼、腌鱼、海带等代替。至1943年后又代之以酱、蔬菜、南瓜、萝卜等。


士兵连饭也吃不饱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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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官吃香喝辣,士兵饥肠辘辘




战争期间,供应紧张是常事,交战各方往往都要面对相似的困难局面。但“缺粮”的问题在日军身上表现得尤为激烈,有一个重要原因,那就是日军中等级划分森严,官兵在伙食方面极不平等。


原驻胶东的日军独立混成第5旅团第19大队上等兵小林清,于1939年秋末在与八路军作战中被俘,经过教育后转变思想,成了一名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、著名的“日本八路”,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(见库叔此前推送的文章)。


他对39年驻山东日军的伙食情况有非常形象的回忆:


“在生活方面按规定每人每顿粮二合(约半斤),煮成饭只有一大碗,平常就不太够吃,如有演习或者长宫们舞弊,把粮食私自卖给日本侨民时,那么士兵们就更加遭殃了。老兵还能想点办法而新兵们却饿得够呛,往往偷老兵们的残羹剩饭。尤其是晚上站岗的时候,肚子饿得特别难受,一般都是两人站岗,肚子饿时一个站岗,一个人到外面街上去找东西吃。”

“规定虽然是每顿二合粮,但是中队长往往借口说:‘打仗时,吃不饱肚子怎么办?为了做到在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也能打仗,平常就应该经常多练习练习饿肚。’为了练习饿肚子,中队长便下命令把该发的粮食减去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,这就叫做实行‘减食’训练。另外,由于战争的延长我们的给养也越来越困难。过去吃的全部是大米,而现在因国内大米缺少,便给我们吃小米、豆子、山芋等,一半细粮一半杂粮。即使打仗时,也不过吃白面、小米、高梁和土豆之类的东西,而美其名曰‘代用食’。” 

“过去发的罐头,里面装的是猪肉,牛肉以及鱼肉和鸡肉,而现在发的罐头里面装的却是豆类,要不就是那些既无营养又无滋味的‘昆布’(海带)。长官们平常都要吃好几样菜,不是日本的肴馔,就是中国的特产,甚至有的日本名菜,都是用军用飞机从日本运来的。与长官们相反,士兵们下饭的菜却是水多菜少的南瓜汤、茄子汤、白菜汤。”

此外,长官们还经常会餐,做‘私物料理’(私下做菜)。会餐用的也是士兵的伙食费,这样我们的伙食就更坏了。”

“在营房驻守的时候,一星期只有两次大米饭和两次白面,其余全部是‘代用食’。而且若是吃大米饭和面条时,一人只有一大碗,吃馒头时,一人两个,根本就吃不饱。”

而前面提到的“酒保”,供应的物品中,物美价廉的优先供应给军官,质次价高的都由军官下令强制士兵购买。


瞧瞧,这就是侵华日军的伙食状况,长官的大手大脚更加剧了士兵的困难。在这种情况下,哪怕是上峰没有下达“三光”的命名,这帮子饿红了眼的豺狼还不得见啥抢啥?


当年中国穷,鸡是作为一种主要靠散养、可从自然界自行获取食物、不太消耗宝贵粮食的家禽,自然成了农民养殖的首选。这些放养的鸡可是地地道道的土鸡,那滋味岂是养鸡场里被饲料催出来的速生鸡所能比的?


而在当时的日本国内,因为品种及产量的原因,鸡肉一直是奢侈品。按1921年的物价,一碗拉面售价0.1日元,一条鲷鱼售价0.15日元,而一只鸡却卖到3.6日元。大部分日本人即便是逢年过节也未必能吃到一口鸡肉。


下乡扫荡见到土鸡,焉有不抢之理?


3

饥饿的日军:枪炮换粮食、给中国人打工、认人当“爹”......




不过,抢鸡的日子并没能真正扭转日军的饥饿危机。


抢着抢着,到1944年及以后,日军渐渐抢不动了。


这一方面是因为沦陷区百姓的物资给糟蹋得差不离了,另一方面侵华日军不仅战斗力下降明显,而且战斗意志也大不如前,加上长年半饥半饱,体力也跟不上,动手抢掠已经不像战争初期那样信手拈来,十拿九稳。


那咋办呢?肚皮饿着咕咕叫,总得想点办法吧。于是在敌后战场上的侵华日军中,啥光怪陆离的事儿都发生了。


日本和平学研会曾采访过200多侵华日军幸存老兵,他们回忆,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,部队伙食就已经很糟糕了。


为增加份量,吃抢来的麦子时经常不去麸壳,下地挖野菜、捉蛇捕蛙、上树掏鸟窝的事屡见不见。青黄不接时,甚至连地里的青苗也不放过。


1942年1月18日的《晋察冀日报》报道:


在粮食给养上,敌人就更加狼狈了。据抓去的民夫谈敌人每日三餐均吃杂米饭(即少许大米拌上高粱),而且每人只限吃一碗,当然吃不饱是事实,于是便只好出来抢劫。敌人曾经为了抢一个老太婆的窝窝头和大豆而打起架来,而菜蔬则以抢来的老百姓的南瓜和山药充之。老兵4人一小碟,新兵6人一小碟,每人吃不到三口便光了,至于肉,除了抢老百姓的羊牛鸡外,一个月不见荤是常事。

抗战末期,山西清徐居然诞生了一条新的歇后语:日本人吃茭子----没办法了!


所谓茭子就是高粱。当地日军孤立的据点由于补给不畅,只能吃到高粱米,加上不会做面食,结果小鬼子吃得面黄肌瘦,没几天就投降了。这一景象就成为了一句新的歇后语,用于形容穷途末路。


1944年,驻苏南地区日军每月发了肥皂牙粉,到点心铺交换点心;


还有日军拿军大衣换地瓜吃;


山东诸城的日军吃野菜团子的照片,登上了日伪的报纸;


北平郊区有日军向农民讨要蔬菜果腹,状如乞丐;


战争末期,侵华日军里多了不少上了年纪的手艺人,这些人为解决吃饭问题,开小店,做买卖,修农具,出租军马换粮食,生意做得是风声水起。

这些行为可能稍显滑稽,但还算相对本分。有些胆儿肥的日军行为更加令人瞠目结舌。


1944年冬天,为筹集过冬的柴火和粮食,河北邢台的广宗件只、核桃园,南宫高家寨、南便村、苏村等地的日军甚至不惜“通敌”,拿出部分枪械弹药来和自卫团、青抗先(青年抗日先锋队)做交易。


不仅小地方的日军,就连北平日军也这么干过。清华园附近的1个早点摊实际上是个交易所。双方谈判代表身着便衣同桌吃早点,吃着吃着就把交易谈妥了。上到轻重机枪、掷弹筒,下至步枪、子弹,换多少多斤米面均可议价。交易双方都只收实物,不要现金。


1945年农历春节过后,驻河北冀县的日军集中了2个小队外带1挺重机枪,想打劫(伪政权)地方维持会长,“吃大户,打牙祭”。这股日军年龄段主要集中在14至16岁,以及45岁至50岁之间,是标准的老幼残兵。加之长年营养不良,体力很差,结果几十号人反被维持会长手下堵在院子里,用棍子好一顿胖揍。最后双方经过“友好协商”,达成了用1挺重机枪换1顿猪肉水饺的协议。


交易完成,两拨人各自欢天喜地回家


有强抢不成的,也有巧取成功的。


有些“脑筋活络”的日军官兵,整天为了当上中国地主、富农的“干儿子”而努力奋斗,说穿了就为了蹭饭吃。而一些中国地主、富农为了自家少受袭扰,也乐于这么做。


其实,日本文化是极为鄙视“上门女婿”的。在日本,上门女婿必须改姓女方家的姓,公开声明效忠女方家,与自己家断绝关系。如有违反,全社会就会把这人当作不守信用之人,这在日本比死还难熬,绝对没他的好。可河南商丘1个日军中队长不但自己倒插门,还派手下几个鬼子到老泰山家当长工。老泰山吃饭管饱,还发些零用钱,结果没被派上活的鬼子那个羡慕嫉妒恨,就甭提了。


不光是中国地主们开始雇佣日本士兵,1944年,沦陷区的中国工厂里出现了大量日本“工人”,其实都是来打工糊口的鬼子兵。


敌后战场上曾经不可一世、四处劫掠如家常便饭的侵华日军,最后混成了这副光景。最根本的原因,是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期间,在军事、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等方面与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、艰苦卓绝的斗争,不断触发侵华日军内部矛盾的激化与扩大,加速了其由强转弱的衰败进程。


现在有很多人十分关注战场上与日军的交战情况,却忽视了其他战线上对日军的打击。无论是与侵略者浴血奋战的国共战士,还是在敌后战场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,千千万万的英烈为了民族解放事业前赴后继,付出了难以想象的牺牲,其丰功伟绩自当永远被后人铭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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